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萬萬沒想到，《長安三萬里》居然用一種奇怪的方式“出圈兒”。

《長安三萬里》劇組到河南省洛陽市某電影院進行路演，現(xiàn)場被觀眾質(zhì)疑：為什么屬于洛陽的戲份被掩蓋掉？

【資料圖】

更有甚者，在電影院門外，有兩位男士打出了牌子“李杜相會在洛陽”以及“堅決維護正確的歷史”，原因在于《長安三萬里》將李白杜甫初次見面的地點設(shè)定在了長安而不是洛陽。

然后，一場關(guān)于“《長安三萬里》篡改歷史”的爭議由此拉開，上到學(xué)者下到網(wǎng)友普遍參與，爭議的焦點除了“一日三絕（吳道子、裴旻和張旭）發(fā)生在洛陽并不在揚州”之外，最核心的話題就是“李白杜甫相會在洛陽而不是長安”。

對此，筆者想當(dāng)回《長安三萬里》的嘴替，幫他們說句話。

一、歷史記載有局限性

部分網(wǎng)友支持洛陽“維權(quán)”的依據(jù)是歷史上有記載，李白杜甫初次相會地點在洛陽，時間是公元744年，第二次是在同一年的梁宋，第三次則是在公元745年的東魯。既然歷史書上有白紙黑字，那還有什么可說的？

嚴格來說，歷史書上的記載當(dāng)然是可信的，但也是有局限性的，一是李白杜甫所在的盛唐距離現(xiàn)在有一千多年，能查閱到的歷史記載已經(jīng)很少。二是李白杜甫在唐代并非主要人物，不會像皇帝和重臣那樣做什么都有詳細記錄。

為什么影視劇拍清宮戲比較多？因為清朝距離咱們比較近，有大量文字信息留存，有些歷史人物甚至連照片和錄像都有。此外，清朝后宮有很多“實錄”可以提供大量素材。

對于生活在一千多年前的兩位詩人李白杜甫而言，他們倆有沒有一起去過長安有沒有在長安喝過酒，這種事在當(dāng)年真沒有多少人在意，就算是去過沒被記載下來也很正常，沒有哪位史官閑著沒事跟著兩個不得志的詩人屁股后頭寫“實錄”。

也就是因為這種歷史記載有局限性，這就給現(xiàn)代人發(fā)揮想象提供了空間，就像高適和李白一樣，如果按歷史記載，他們倆初次見面時都是中年人，但沒有人能夠百分之百肯定高適和李白年輕時沒見過面。

所以，《長安三萬里》虛構(gòu)了高適和李白年輕時的多次交往，這在藝術(shù)創(chuàng)作上是合理的虛構(gòu)，并沒有什么不妥。

就像電影里高適通過郭子儀救了李白一樣，沒人能證明這件事肯定存在也沒有人能證明這件事肯定不存在，那就由著《長安三萬里》發(fā)揮也沒毛病。

還有哥舒翰投降這件事，歷史上記載他投降是在押送洛陽之后的事，那么電影里哥舒翰在潼關(guān)誓死不降的劇情當(dāng)然也不能算錯。

二、李白杜甫會面地點沒那么重要

李白和杜甫在現(xiàn)代名氣很大，可是如果回到唐代，李白只是一個放浪不羈的大網(wǎng)紅，你只要有錢有權(quán)就能把他叫來給你“帶個貨”。

杜甫雖然曾一度做官到左拾遺，但他仕途不順名氣也小，《長安三萬里》高適經(jīng)常欣賞的那本《河岳英靈集》收錄了盛唐二十多位詩人的作品，愣是沒有杜甫的。

杜甫從白居易、元稹、韓愈等人稱贊他的作品之后才開始有名氣，到宋代又經(jīng)過蘇軾、王安石等人的力捧才逐漸和李白齊名，在盛唐時他只能勉強算個小網(wǎng)紅。

一個大網(wǎng)紅和一個小網(wǎng)紅的會面，在唐代能算多大點兒事，還沒李龜年見岐王有影響力，畢竟李白杜甫他們倆在哪兒見面在哪兒喝酒對大唐對歷史都沒有什么現(xiàn)實意義。

即使到了極度推崇李白杜甫的現(xiàn)代社會，他們倆的身份依然是詩人，在文學(xué)領(lǐng)域的地位雖然很高，但會面地點在哪兒并沒有那么重要也沒有什么研究價值，沒必要太較真。

三、《長安三萬里》也很無奈

《長安三萬里》整部電影表達的主題是盛唐的繁盛和落寞，除了表面的唐詩之外，該片的整體氛圍能夠讓觀眾感受到來自大唐的氣息和情懷。

對于普通觀眾而言，最能代表大唐的城市是哪個？長安，只有長安。

長安這座城市的命運和大唐國運息息相關(guān)，盛唐時的長安是無數(shù)人的夢想，安史之亂后命運多舛又殘破不堪的長安則是大唐命運的縮影。

對于一部時間和篇幅有限的電影來說，用李白高適兩個人和長安揚州兩座城以及黃鶴樓的命運，反映大唐由盛轉(zhuǎn)衰的歷史變革顯得非常直觀。

為什么《長安三萬里》沒有特意去刻畫洛陽？一是因為洛陽相當(dāng)于大唐陪都，電影不可能舍長安取洛陽，只能有所突出有所放棄，除非這是一部三十集電視劇。

二是因為洛陽一度是安祿山的大本營，更是安祿山登基稱帝的地方，公元756年，也就是李白杜甫初次相會后12年，安祿山在洛陽自稱大燕皇帝，建元圣武，定都洛陽。

這就尷尬了，安史之亂是《長安三萬里》著重表現(xiàn)的一段歷史，畢竟這段歷史對大唐、對李白、對高適都有著非常重要的意義，更是大唐由盛轉(zhuǎn)衰的轉(zhuǎn)折點。

長安是大唐的國都和象征，而洛陽是安祿山定都的地方，你讓《長安三萬里》的編劇導(dǎo)演如何取舍？

《長安三萬里》的編劇和導(dǎo)演也很無奈，既然突出了長安，洛陽在這部電影里就很難得到展現(xiàn)機會，沒辦法，作為文學(xué)作品，做加法的時候也需要做減法。

四、對旅游影響有限

有位專家說，《長安三萬里》這么宣傳長安，大家都去西安旅游了，沒人來洛陽了。

這話其實有點兒危言聳聽，真正決定游客往哪兒去的有旅游資源、交通便利、服務(wù)配套等多種要素，怎么可能因為一部電影就導(dǎo)致大批本來要去洛陽的游客跑去西安。

綜上所述，原則上來講，只要電影沒有故意抹黑行為，適當(dāng)改編是文藝作品所允許的創(chuàng)作自由，沒有必要太上綱上線，更沒有必要揪著不放。

洛陽如果想多宣傳城市，其實也可以搞一部電影。在唐朝，武則天最喜歡洛陽，就是她把東都洛陽改成了神都并定都于此，對于武則天這個大IP，洛陽還等什么，《神都六萬里》卷起來再說，觀眾肯定愛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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